本文摘要：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会上升近10%，而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劳动人口则将分别减少17%，15%和4%。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滑行和萎缩仍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靠短期性刺激政策来救一些低端制造业似乎是不可持续的。 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新的领军者年会）主题晚宴新的常态新机遇上如此回应。

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会上升近10%，而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劳动人口则将分别减少17%，15%和4%。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滑行和萎缩仍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靠短期性刺激政策来救一些低端制造业似乎是不可持续的。

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新的领军者年会）主题晚宴新的常态新机遇上如此回应。　　马骏回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最重要内容是老龄化。

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减少70%。国内和国际的数据都指出，老人的人均医疗开支是年轻人的4-8倍，似乎，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内我国医疗产业的快速增长必定会远高于整体经济快速增长。

　　以下为马骏讲话国史：　　关于经济新的常态，我想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讲几个观点。一是在新的常态之下，为什么大规模经济性刺激的必要性和空间都比旧常态之下要更加小。

二是在新的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转型的推动力来自哪些方面。　　第一，关于新的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

　　我指出，在面对某种程度的GDP滑行压力的情况下，未来实施大规模经济性刺激的必要性和空间都比以前的旧常态下要远比小。理由最少有三：　　1）虽然我们的GDP增长率比以前要较低，但低收入情况却较为悲观。人社部发布的求人倍率和最近的月度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数字都表明了低收入的情况正在提高。2007年之前，如果GDP快速增长丢弃到7.5%，低收入情况就不会很很差，现在不是这样了。

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上升，因此没适当每年建构像以前那么多的低收入岗位了；原因之二是我国的经济结构于是以从重化工业主导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而对某种程度的GDP来说，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能建构的就业机会近少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这两个原因都使得我们在略低于的GDP增长速度之下，可以维持较为好的低收入状况。因此，我们对由于GDP滑行造成失业下降和社会不稳定的担忧比以前不会较少一些。我指出，这是新的常态之下没适当实施过度性刺激政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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